1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诬入狱的真-相。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令其大张旗鼓的变法,后来变法失利,政府开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谪,不料突然遭遇诬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那么,“乌台诗案” 到底是因何而起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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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
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发泄对新法的不满,于是苏轼就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罪名。实际上,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但对新进者却不然。
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新进们开始有预谋的整治苏轼,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苏轼罗织罪名。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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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使得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
所谓杀一儆百,苏轼刚好做了出头的椽子,立在了风口浪尖上。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苏轼观点是站在旧党一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属“敌对”状态,所以苏轼遭到政治打击也是迟早的事情。
再加上,苏轼本人乃一代大文豪,豪放不羁,行文间常见讥讽与尖锐的言辞,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乘机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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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轼未被判重罪,与正直人士的仗义相救紧密相关。宰相吴充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相救,这样一位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只能俺没在政治斗争的黑暗漩涡里,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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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司马光、苏辙等三十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乌台诗案后,苏轼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到黄州的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地方的生活,令苏轼文如泉涌,写下了无数的好文章留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