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贡献，康有为对清朝民-国的贡献

有一阵子网上很流行一个段子，教我们区分圣母与圣母婊，道德模范和道德婊。康有为对清朝民-国的贡献，开发民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康有为

谭嗣同与康有为

同样一句话，谭嗣同自己说，那他是真圣母，而康有为说，那他就是圣母婊。这个段子里慷他人之慨的康有为，与教科书上领导戊戌变法的爱国斗士康有为，形象颇有出入，但与历史上的康有为倒是十分契合，这也确实是他能干出的事。这正人君子人设背后的虚伪真面目，分分钟刷新你的三观。

客观来说，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上有一定贡献，经营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些成绩都洗白不了康有为用国家大义伪装自己的龌龊私心的行为。谁的青春没落过榜?所以小编不赞成人们把康有为考了三回秀才都没有考上这样的过去拿来说事，但以“国学大师”自居的康有为先生，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重涉嫌剽窃，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的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原作者气得写信大喷康有为，这样的行为，即使是脑残粉带上原谅帽也无法洗白了吧。

公车上书

据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这件事也很有水份，当时康有为从太监那里得知他终于考上了进士，如果带头上书，眼看着快到手的功名很可能就前功尽弃，步步为营处心积虑的康有为最终决定没有上。戊戌变法失败后流茫海外，康有为带着假冒的“衣带诏”，向海外华侨声称自己来为皇帝搬救兵，成立保皇党四处筹钱，结果把钱用来买房炒房，娶小老婆四处逍遥。

《康南海六十行乐图》徐悲鸿作

他在戊戌变法中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一夫一妻制，自己却一个劲的娶小老婆，而且全都是17、18岁的黄花大闺女。宽以待己严以待人的道德婊，非他莫属了。43岁娶了一个会四国语言的18岁女孩；50岁在美国娶了一个17岁的旅美华侨；56岁的时候流-亡日本，娶了一个16岁的女仆，这个女仆后来与康有为儿子有私情，还生下一孩子；62岁他在西湖边上看到一个19岁的正在洗衣服的姑娘，穷追不舍，生砸钱，娶人家做小老婆。

更加奇葩的是，年老体衰的他为了提高性能力，将猩猩的睾-丸移植到了自己的体内，结果最后发生排异反应，最终身亡。

章太炎

晚清民-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章太炎评价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语出《礼记·中庸》——“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从中隐去了“妖孽”二字;下联语出《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从中隐去了“贼”字。左右联末“有为”，言外之意就是骂康有为是妖孽是贼。

《晓说》里高晓松评价康有为是欺世盗名的妄人，此后网络上深扒康有为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当然，有吐槽的就有洗地的，就凭小编已有的历史知识，拿着二手历史资料，不敢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康有为，担心有失偏颇，欢迎有不同意见的读者批评指正。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曾对光绪帝发出过“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的惊呼。所谓“瓜分豆剖”指的自然是西方列强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断以“强租”的方式蚕食满清政府的领土和主权，而“揭竿斩木”指的则是在山东、直隶等地民众基于“仇外”心理而自发组织掀起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本不是一个统一的民间组织，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满清官员张汝梅的奏折之中。在“巨野教案”导致德国强租胶州湾和李秉衡被革职之后，张汝梅便接手了山东巡抚这一烫手的山芋。张汝梅所面临的局面可谓“三难”，一方面山东各地的教堂疯狂扩张与当地民众冲突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大刀会”等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的崛起，剿不胜剿;最为关键的是山东处于渤海湾的前线，西方列强已在胶州湾和威海卫扎根，随时有向内陆扩张的可能。张汝梅深感守土有责，又有心借助山东民间的“仇外”情绪。

崛起于民间的“义和团”成员

在写给清政府的报告中，张汝梅创造性的借冠县农民起义军领袖赵三多所教授的“义和拳”之名，将围攻梨园屯等地教堂的民间武装称为“义和团”。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根据其继承者毓贤的理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义和团”便跨入了应该招抚的民间团练行列，而不再是理应被剿灭的“拳匪”。

袁世凯

张汝梅和毓贤对“义和团”组织的粉饰并不能改变其“仇外”的性质。在“兴清灭洋”的大旗之下，山东境内连续发生多起“义和团”袭击教堂的事件。毓贤虽然也派出甲午悍将马金叙前往弹压，活捉了“义和团”领袖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但是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干涉之下，满清政府最终仍不得不将毓贤革职，代之以借“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顶戴的袁世凯。

义和团

袁世凯赴任山东之际不仅带去了时称“武卫右军”的新式陆军8000余人，更带来了一套军事、政治相结合的剿抚政策。通过刊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禁拳告示”进行“晓谕劝导”和“奖惩并举”的全民动员。“义和团”运动很快在山东境内陷入了低潮。但袁世凯也深知“义和团”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味弹压只能激起更大规模的民变，因此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对“义和团”仍以“劝散”为主。因此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成员除了“散在各乡”之外，很多选择了“渡河而去”，进入了直隶境内。

1900年5月22日，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在涞水县石亭镇击毙了前来弹压的练军都统杨福同，随即掀起了直隶“义和团”运动的高-潮。5月27日，大批“义和团”成员涌入涿州，一时之间中外震惊。在西什库教堂主教——法国人樊国梁为首的西方在华侨民的呼吁之下，英、法等国于5月28日正式向满清政府提出了派兵驻守使馆区的要求。

慈禧

5月31日，满清政府以“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的限额允许各国派兵进京，于是一支由英、法、德、俄、日、美、意、奥匈八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军又大沽口乘火车抵达北京。是为“八国联军”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列强之中只有日本遵循满清政府的要求，仅派出了24人，甚至少于在华几乎没有利益诉求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这倒不是日本政府对满清政府的尊重，而是在西方列强的面前羽翼未丰的日本仍不敢过于高调。

应该说“义和团”无论从组织架构还是人员素质上均与“太平天国”有着巨大的差距。满清政府虽然腐朽，但如能认真对待仍不难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可自“戊戌变法”以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便怀有深切的“仇外”的心理。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册封宗室子弟溥俊为“大阿哥”试图废黜光绪帝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抵制，更令以溥俊之父——端亲王载漪等人怒火中烧。此时恰逢被革职的山东巡抚毓贤进京跑官。为了掩饰自己在山东的失职，毓贤大肆鼓吹“拳民可用”。在目睹了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功之后，慈禧太后随即开始谋划借助“义和团”力量。

义和团

面对聚集于涿州、天津一线的“义和团”和北京城内大肆修筑工事的“八国联军”，满清政府可谓行走在危险的十字路口。6月5日开始慈禧太后连续派出顺天府尹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试图劝散“义和团”。赵舒翘本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干才，力主“拳匪不可恃”。但是在满族官员刚毅的威压之下，最终劝散“义和团”的行动非但没有效果，向有“搜刮大王”之名的刚毅还向慈禧带回了“其术可用”的报告。喜出望外的慈禧等人连赵舒翘违心提出的“抚而用之，统以得帅，编入行伍”的动作都不来不及作，便直接默许“义和团”开进北京。

“义和团”出身于穷苦民众，进入北京之初纪律还不算太坏。但是“盲目排外”的思想却令其对西方在华侨民和天主教徒展开了屠戮，甚至“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面对“义和团”几近疯狂的行动，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驻守天津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出兵增援。6月10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外界的通讯被切断。西方各国经过紧急磋商，最终决定抽调驻守天津八国海军陆战队2066人组成联军向北京进发。其中日本海军由于在大沽仅有炮艇“爱宕”号，因此仅派出了54名水兵，就兵力而言仅居倒数第三位。

“爱宕”号炮舰

尽管援兵有限的，但是望眼欲穿的日本驻华公使馆还是于6月11日派出书记杉山彬出城迎接。乘坐着外交使馆专用的“红帷拖车”，杉山彬一路上没有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是在永定门外却与董福祥所部“甘军”狭路相逢。董福祥早年跟随左宗棠转战西北，麾下也多是好勇斗狠之辈。一言不合，“甘军”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有幸”成为了“庚子之乱”中第一个倒下的在华外交官员。

在董福祥所谓“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的竭力维护之下，满清政府只能将杉山彬之死推脱给了北京“匪徒蜂起”的恶劣治安。而日本政府在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前也不愿先行与满清政府交恶。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最终令满清政府作出了向全世界开战的不智之举。6月11日夜，西摩尔指挥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北郊的武清遭遇“义和团”阻击。在凭借着优势火力击退手持大刀长矛的武装民众之后，6月13日“八国联军”进驻廊坊火车站，随即陷入了数以千计的“义和团”武装的包围之下。

八国联军

西摩尔的援军一时无法抵达，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却于6月12日夜袭击了东华门外教堂。人人自危的西方侨民随即在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指挥下开始所谓的“猎取拳民行动”。克林德此举虽是出于自卫，但是他的主动寻衅却令本已紧张的外交关系滑向了战争的边缘。6月15日为了支援被困廊坊的西摩尔所部，云集于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合舰队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主持下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夺取大沽口炮台，占据天津的相关决议。当天晚间沙俄海军陆战队便在老龙头火车站与义和团发生交火。6月16日，在向大沽口炮台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下达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之后，包括日本海军“爱宕”号水兵在内的英、法、俄各国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塘沽车站等地登陆。

大沽口

大沽口作为满清政府的海防枢纽，在“洋务运动”中曾兴建南、北共五座炮台，布置有各种口径火炮上百门，“八国联军”此时云集于海上的军舰多为千吨级以下的炮舰。其单舰战力无一能与甲午战争后重新组建的北洋水师主力舰“海容”比肩。可惜的是坐镇德制穹甲巡洋舰“海容”号上的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早已在海战中用尽了自己的勇气。当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向大沽口炮台展开炮击之时，“海容”号竟主动向联军靠拢。正在大沽船坞中维修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四艘驱逐舰及“飞霆”、“飞鹰”两艘鱼雷艇更是系数资敌。

八国联军

在排除了满清海军的干扰后，“八国联军”全力向大沽口炮台倾泻火力。在这场残酷的海、陆交火中，“八国联军”参战的10艘战舰之中6艘遭遇重创，伤亡200余人。率领佐世保海军陆战队猛扑大沽炮台的日本海军少佐服部雄吉更丧身于中国守军的大刀之下。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6月17日上午，京、津海上门户—大沽口最终伴随着镇守其24年的老将罗荣光的战死而宣告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