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半径揭秘张献忠屠尽百万四川人的真-相: 是一场政治阴谋。
近日,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被证实,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张献忠的宝藏,也再次将他推倒了公众的面前。
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一位大概要数张献忠。张献忠在焚烧皇陵、摧毁明朝残暴统治的腥风血雨中一路杀来,并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大西国。
但关于他的事迹,史书钩稽所得,寥寥无几,史家的笔墨都消耗在张献忠的“残酷好杀”上。
史书记载,张献忠嗜杀成性,他曾向天祈祷,下界的老百姓不仅多还狡诈,如果自己不能把他们杀尽,就必须让天降灾难,灭绝百姓。而在张献忠的履历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屠尽百万四川人”。
1949年之后,史学界对张献忠的定位是农民起义领袖,因而关于他滥杀无辜的史实全部被回避。直到1980年,史学界才重新开始研究张献忠“屠尽四川”这桩公案,大量有关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资料被披露。遗憾的是,重新审视历史本无可厚非,但细读这些文章却发现,许多文章有夸大、栽赃的嫌疑,不加辨证地对张献忠进行丑诋,使得张献忠的本来面目反而因此被遮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清军才是“屠尽四川”的罪魁祸首。明万历六年(1578年),官方记载四川还有人口310万。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1646年张献忠即被清军杀害,为什么经过近40年的“招徕”和“生息”,四川只剩下一万八千多男丁呢?四川百姓不是被清军屠杀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九十余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清朝的“文-字-狱”,历时了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淹没篡涂。不难想象,历代统治者永远不会将那些敢于造反并双手沾满血迹的“刽子手”视为英雄,只会将他进行无下限的抹黑,这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得出张献忠是完全无辜的结论,不能因为部分史料有夸大和失实之处,就认为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民的罪行是子虚乌有。况且这些记录即使有部分失实,但只要有一条属实,也足够骇人听闻。张献忠在四川血腥屠杀部分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毕竟是史实,决不能因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回避,或者寻找种种借口以开脱、减轻、淡化其罪责。
公允地讲,农民起义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给社会经济财产与人民生命生活诸方面造成的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也是明显的。还有传闻说,张献忠要吃人肉云云,这也是可能的,这种情况在农民军历史上曾多次出现。
韦庄《秦妇吟》记载了唐末黄巢农民军吃人肉的情景:“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军中缺粮,腌尸充饥,在战乱之际是存在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拔高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作用毫无必要。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纵容部下烧杀淫掠,并大肆“拷掠”,北京顿时成了人间地狱,毛泽东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指责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忘记了人民”,“失去了民心”。
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一个以专制政治为体系的集团,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一个把儒家文化奉为神灵的民族,在当道后,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奴化人民,强化自己的权威。在这样的状况下,张献忠们的暴戾,就成了必然,想躲都躲不开,无数人的人头,想不落地都不行。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的;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以无数白骨把它支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了一次次血肉横飞的大屠杀。鲁迅因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对张献忠的评价和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史料、传说以及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估。屠夫否?英雄否?历史自有公论。研究张献忠“屠尽四川”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不是一种猎奇,而是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