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传销事件,传销为何多年来屡禁不绝

8月6日,让公众揪心的李文星案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经过警方全力调查取证,目前已基本查明李文星被诱骗进入传销组织的经过。

截至目前,陈某、张某、江某某、翟某某、胡某等5名涉案人员已被抓获,犯罪分子对诱骗李文星进入传销组织并进行控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江某某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被刑事拘留,其他4人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刑事拘留。

李文星之死,不仅暴露了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的弊端,也让人们再次对传销这颗毒瘤深恶痛绝。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天空下,在一个平行世界里,传销黑洞仍旧在暗处蔓延,残忍地吞噬掉无数人的生命与梦想。

痛心之余,不得不问:传销为何多年来屡禁不绝?谁当为这名刚刚展开人生画卷的农家孩子负责?

纵观此次事件,一个求职大学毕业生死于非命,伪装招聘的传销窝点,雷军投资的求职APP,哪一条都足以吸引眼球。

李文星事件背后:起底职业反传销捞人群体

传销组织犹如一个幽灵,在人们的视野中徘徊,所听所闻几乎都是悲剧。更令人痛心的是,传销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它在很多年里都在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变换着花样骗人骗财,甚至害人性命,可是为何还能存活并显得更加肆无忌惮?传销及其传销组织的危害性尽人皆知,但是打击传销的行动和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个需要深刻反思。

而在传销如此猖獗的背景下,一个名为“反传销捞人”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帜,帮助深陷传销的当事人脱身,甚至动用定位、监听、入侵等手段,以正义之名,帮助那些深陷传销的人的家属捞人,并收取高昂的费用。

在全国对于李文星事件的关注下,刘冰(化名)率领的团队也因此迎来了咨询的井喷式增长。从数年前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如今的专职反传销,刘冰在这条道路上已有8个年头。

现在,刘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至少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

安在(anzer_sh)了解到:除了刘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人或者组织,他们是以此为生的职业反传销人,收费从一两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对于职业捞人者来说,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做的事情称为“正义之举”,哪怕不惜动用监听、定位、入侵等非法手段。而对许多急于寻回家人却毫无线索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他们或许是救命的稻草。

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职业反传销者与传销者一样,都是难以被理解的。

李文星事件背后:起底职业反传销捞人群体

自称能找回受害者的“反传销救人群”。北京青年报

“专业捞人”要价2万

李慧(化名)与男朋友暑假的时候,有学长联系他们说洛阳那边有专业相符的暑假兼职工作,急需用钱的男友就立即动身去了洛阳。“最初几天打电话过去,他总是不能及时接听,倒也没问家里要钱,就只是询问家里的情况”,李慧说,但7月31日的一次联系却让她意识到男友可能出事了。

李慧介绍,因为担心一个人打工遇到意外,她和男友早有约定,“如果在外边出了事,我就问一些我们俩知根知底的事,如果出了事或者不方便,男友就胡乱回答。”

31日那天,察觉到电话里男友说话不正常,像是旁边有人教他怎么说,李慧猜测男友可能是被威胁了。为了确定,李慧主动问男友要怎么过生日,男友回答说等李慧9月过生日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一定给她买礼物,“但其实我们5月就在学校过了生日”。

这次通话后不久,男友就跟父母打电话要钱。8月4日,男友父母打过钱后,所有人就都联系不上李慧男友了。李慧猜测,男友很可能是被拉入传销组织了。8月,她与男友父母一起前往洛阳当地报案,但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警方并未予以立案。

心急的李慧只好上网求助,有人联系到她:“我有办法可以救出你的男朋友。”李慧联系后才得知,对方原来是一个职业反传销人,开价就要两三万。

李文星事件背后:起底职业反传销捞人群体

受害者家人在“反传销救人群”里求助。北京青年报

两小时内能找到人的组织

联系李慧的人是一个反传销救人QQ群成员,记者以求助人身份加入该QQ群后,当即被告知该群体的救援行动不是免费的。

“具体费用要看地区,是在哪里找人,大概是什么范围。如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费用要七八万元。”一位群成员解释说,令人费解的是,费用中除了包含人工费、车费和住宿费外, “还要看当事人有没有用一些社交软件,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定位,还要收取一部分技术费用。”

各大网络平台上,提供寻回受害人服务的反传销组织不在少数。记者随后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联系了一位自称是京津冀反传销协会成员的职业反传销人王兵(化名)。

王兵介绍说, 在寻找和解救受害人时,需要家属先把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大概在什么地方、来了大概多长时间”这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如果是在整个河北,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是在廊坊、燕郊这两个地方,我能确保在两个小时内确定他在什么方位。”王兵说,确定方位后,他们会直接进那个村子里,找到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要求对方放人。

据王兵介绍,至于受害者的安全,他们有很多种办法来保护。通常他们会召集一帮小伙子直接过去捞人,对方因为心虚会乖乖把人交出来。如果有强硬的组织不放人,他们会不惜冒充公安机关恐吓传销组织。

“一般到了这一步,就没人敢不放人了”王兵说。

李文星事件背后:起底职业反传销捞人群体

至于收费标准,王兵表示,比较容易找的一般1-2万元左右,最多不超过两万元。“我们把人带回来后,送到家属那里,然后再收费。”

反传销志愿者的生意经

与王兵这样的职业反传销人士不同,刘冰对这种挣钱的方式有些不齿,他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偏向志愿者。2007年,刘冰被同学以找工作为名骗到传销组织,一段时间后,甚至当上了部门老大。但不久刘冰就意识到,传销是一场骗局,并成功逃离。

作为传销组织的亲历者,刘冰回来后,与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反传销团队,全职帮助受害者家属捞人。一开始,除了收取基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外,他们都是无偿救援。

但随着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团队开始入不敷出。甚至还有一些求助者,得知团队不收费后反而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现在刘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有时被救出的受害者家属出于感激,也会额外支付团队感谢金。

职业反传销备受质疑

虽然自认为是在做好事,但刘冰也坦承,其实他们的工作经常会不被理解,甚至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害者在离开传销组织后也不会领他们的情。

刘冰告诉记者,因为反传销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在寻人时常常要自己当卧底加入传销组织,平时的工作也都在跟各种传销人员打交道。由于反传销类型的组织在工商等部门并没有相关注册,自己所在的组织只能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注册成公益组织要求完全不收任何费用,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都得生活,完全免费根本做不下去。”

与刘冰不同,王兵则更多把解救受害者看成是一个生意,“肯定不合法,但是我觉得它也没犯法。我们帮家长找被骗进传销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又没骗人。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我帮你把孩子找到,完好无损地送到你面前,你再给我钱。”

而网络安全专家告诉安在(anzer_sh):他们在侦查中所利用的定位、监听甚至非法入侵等手段,已经明显地与法律背道而驰,甚至牵扯犯罪。

律师:民间有偿反传销存在法律风险

在传销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反传销、及时提供举报线索肯定是起积极作用的。但绝大部分反传销组织都没有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更没有收费资质,因此有偿提供解救被困受害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合法的。

民间组织的反传销行动中,常常会涉及跟踪、破门而入等行为,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有可能造成误伤等麻烦,甚至触犯刑法。

李文星事件后,打击传销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为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各地公安、工商等部门一直在开展针对传销的专项整治行动。

李文星事件背后:起底职业反传销捞人群体

与此同时,在民间,传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传销危害的漠视,可怕的是对传销放松警惕,可怕的是在行动上的纵容,只有持续地打击,才能让其无处藏身。

李文星走了,走得非常冤枉,只希望他能和徐玉玉、魏则西一样,改变全社会的“认识积习”:电信诈骗也可以闹出人命,必须严打;有偿搜索就是“广告”,应该承担广告责任;传销涉嫌诚然,打击传销活动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与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执法方式的滞后性等因素不无关联,但审视国家立法,也有亟待检讨之处。

刑罚只是针对传销团伙的组织和领导者,对大部分参与人员以遣散、教育为主,缺乏法律震慑力,这些也间接导致传销组织者逃避掉了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再加上很多传销案件由于组织内部人员互相包庇、证据被销毁,公安机关取证不全,传销组织的骨干人员可以轻易躲过刑事追究。即便是被抓了现行,有关部门也只能简单处罚后放人,更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打击非法传销、走出非法传销的泥潭,政府部门守土有责,当然要有所作为。但事实上,法律打击永远是滞后于现实发展的。作为个人,我们不能丧失独立思考与反思的能力与勇气。

*本文部分素材来自澎湃新闻

撰稿:安在君 编辑:唐学菲

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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