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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长期盘踞医院，动用各种关系大量收购人体胎盘，然后制作“胎盘胶囊”高价卖出获利。一个400元收购的人体胎盘可以制成上百颗胎盘胶囊，每一颗胶囊标价10元。

新京报记者暗访发现，一些私人团伙之间均有联系，并形成一个倒卖人体胎盘的关系网。他们的货源实现共享，只要给钱，每个团队之间可以相互交易。

尽管原卫生部在10多年前就已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但现实中倒卖胎盘的行为并未停歇。对处罚买卖胎盘的行为，目前在法律上仍处于空白地带。

更大的风险来自于不明来历的胎盘本身，有医生说，如果胎盘感染乙肝、艾滋、梅毒等病毒，对食用者来说，有一定几率被传染疾病。

5月15日上午10时，北京某妇产医院一楼大厅，40多岁的李萍坐在塑胶椅子上，神情略显紧张，目光不时望向产房的方向。

突然，手机响了。

她接通电话后，起身走到大厅人少的地方。讲完电话，她快步向产房走去。

十多分钟后，她返回一楼大厅，神情放松地说：“拿到了两个胎盘，但不在我手里。”

她说，怕被人看到，胎盘已让接应的同伴拿走了。这些胎盘将加工制作后出售。

李萍一开始只是做“黄牛”。

2013年，李萍从山西老家来京，最初在一家物业公司打工。不到两个月就辞了工作。经好友王蓉介绍，她开始在某妇产医院做号贩子。

“挂号费500元到800元一个。”她说，只要肯花钱，挂号、换床位都能搞定。

做号贩子一段时间后，李萍开始参与王蓉等人的人体胎盘倒卖生意。

3年多来，她的生意一直不错。

到后来，她开始带一个4人小团队，盘踞该妇产医院，提供收购胎盘、加工制作及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她说，从医院拿人体胎盘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妇产科获取，“有路子，找的医护人员”；二是从产妇及其家属手中购买，前两天她刚从一个产妇那儿以400元的单价购买到一个胎盘。

“有产妇来医院建档挂号时，我们会帮忙挂号，从产妇挂号到生产，这一路上都对产妇负责。”李萍说，在向产妇购买胎盘时，不能说是倒卖赚钱，而是说自用，不然人家不会卖给她。这也是他们的行内话术。

5月15日，新京报记者以买胎盘为名，与李萍一同来到该妇产医院。她让记者在一楼大厅等着，她先去产房那边问问。

十多分钟后，李萍回到大厅，轻声对记者说：“有货，我问了。”说完，她坐在椅子上等待。

之后，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见胎盘到手，李萍对记者说，每个胎盘先交200元押金，“这是规矩”。之后客户带上尾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完成。

李萍要交的“货”视客户要求而定，价格也不一样。

她说，在医院收一个新鲜胎盘为400元，不经加工直接卖掉加价100元，即500元；加工后制成胎盘胶囊卖800元一个；如果客户用不了那么多，只想单买胎盘胶囊，则一颗10元。她同时也承接上门为产妇加工胎盘的服务，单收加工费300元。

整个加工过程都由李萍的团队自行完成，胎盘加工的场所则是在租来的房子里。

5月15日中午，李萍坐在妇产医院门口，掏出手机给同伴陶芸打电话：“在吗？我马上过来。”

挂断电话后，她指向医院斜对面的一个小区，对记者说，“就在这个楼上，我们走，再不做的话，别人出高价就卖了。”

这个胎盘作坊位于一栋居民楼的四楼，没有任何招牌。陶芸说，为躲避监管，她只能在这间月租金5000多元的出租屋里从事胎盘加工。

房间面积不超过60平米，原为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不过，客厅被隔断，腾出一个房间放床。

房间靠窗的桌上摆放着两个电烤箱，桌下的箱子里装着制作胎盘胶囊所需的空胶囊。房间的隔壁就是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