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的原因是什么，揭秘抗战的源头和导火索中村事件

相信大家对于8年抗战时期的历史都不陌生，此前，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的事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对于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的原因网友们更是好奇心满满，那么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小编为大家揭秘抗战的源头和导火索中村事件。

年初，教育部发文要求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将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正式明确为“九一八事变”，曾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1931年6月，中国东北军曾破获一起惊天间谍案，日本军事间谍在我国大肆进行情报活动，行踪暴露后，被东北军军官秘密处决。此事经日本军国主义的发酵、渲染，引发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6月底，中国东北边防军屯垦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在兴安屯垦区公署接到了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的一份八字密令。

一直忐忑不安等候指示的关玉衡长吁了一口气，他立即策马返回部队，随后下达命令：“中村一事，任何人不得对外泄密，否则，军法-论处。”

东北军，是张学良统辖的东北地方军的总称，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出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在这一年末，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和利诱，不愿做傀儡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张学良本人也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资料图：张作霖（左）与张学良（右）

中村事件，就发生在大兴安岭地区，东北军驻守的一个边防小镇里。当时这一带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中国的军事禁区，严禁外国人进入。

1931年，6月26日早晨，大兴安岭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在边陲小镇葛根庙苏鄂公爷府附近，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的士兵们正在操练，突然，看到不远处有四个模样怪异的人，鬼鬼祟祟地在大道上边走边停。已是初夏季节，他们却穿着中式棉袄棉裤，外套是西装和皮夹克，还带着皮帽子，骑的马比本地马高大，马蹄上还裹着棉布。这些人可疑的行迹引起了士兵们的警惕，赶紧命令他们停下，报值勤军官，带回团部。

由于团长关玉衡外出查防，精通日语的团副董平舆主持其事。 董平舆先用汉语和蒙语讯问不成，又改用日语。经反复盘查，为首的男子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并交出一张印有“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字样的名片，诡称自己是教育家，受东京黎明学会派遣，来东北考察历史地理。

但是，士兵从他们的行囊中又发现有手-枪、步-枪各一支，日文与中文的十万分之一比例尺军用地图各一张，俄文地图一张，以及若干张草图和自绘地图，大量的调查笔记、测绘仪器和望远镜等。从搜出的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村根据实地情况，对这些地图进行了改绘纠错，搜出的笔记则记有他们所经地区的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源、人口、物产、森林、蒙汉军民情况及驻军实力等内容，颇为详细。此外，还记有他们与蒙古族王公会谈的情况。

虽然还未能知道中村的确定身份，但是通过这些实物材料，基本可以判定他是一个日本军事间谍。他们从齐齐哈尔出发，专门刺探我国兴安岭和索伦山一带的地理情报。

第二天，董平舆向闻讯赶回团部的团长关玉衡做了汇报，并呈上搜获的物证。关玉衡仔细查阅了罪证后，开始审问。审问中，中村态度蛮横，拒不回答问题。他的随员，另一个日本人井彬延太郎则承认自己是中村的向导，曾是日本骑兵军曹，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昂昂溪开旅馆。随行的另外两人一人是白俄罗斯人米罗阔夫，是雇来翻译俄文地图及充当马夫的；还有一个蒙古人叫留存宝，是蒙古王公派出的联络人员。

中村震太郎（左）与井彬延太郎（右）

当晚在全团会议上，大家都感到弱国无外交，把中村他们押到沈阳一定会被释放，情报资料也会被索要回去，日本还会提出赔礼道歉等许多无理要求，徒惹麻烦。更可气的是，本地区为军事禁区一事，早已照会日本。

经在场军官一致同意，关玉衡下令处死中村一伙，除笔记、地图、手-枪、步-枪、测绘仪器等罪证外，其他物品连同马匹尸体一起焚毁。关玉衡本人又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汇报此事，并把罪证托人带到北平，直接呈报正治疗伤寒的张学良，并下令全团严守秘密，不得走漏风声。

关玉衡

中村“失踪”后不久，日本关东军总部组织了由关东军、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和“满铁”参与的调查组，秘密前往其“失踪”前的最后一站——洮南一带调查。不久，他们从洮南一家当铺里找到了一只由中国士兵典当的，据说是中村的手表。调查组便宣称“图财害命，证据确凿”，结束了调查。并以此事为契机，在日本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扩张主义浪潮，是为大名鼎鼎的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让日本军国主义看到了觊觎已久的侵华契机，8月17日，日方将中村事件披露。他们先是运用外交手腕，蛮横地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还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肇事者，并保证绝不再犯。

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不仅不采取强硬态度，反而先说没有此事，继而又说是土匪所为。后来，在日本方面的军事威胁下，一方面派出驻日公使和张学良私人代表到日本“赔礼道歉”“谋求谅解”，另一方面，压制国内人民的反抗浪潮。但即便做出这样一副投降的架势，也没能求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歇手。

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紧紧抓住了中村事件这一“天赐良机”，甚至杜撰“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的军队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的情节，通过渲染事件及其影响，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武力侵华共同目标。

与此同时，他们还欺骗日本民众，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演出一场场鼓吹战争的闹剧，做进一步的战争动员。就在日本政府公布“中村大尉遇害”消息的当天，中村的岳父，预备役少将羽入三郎就搂着中村的孩子对记者发表了了“痛彻心扉”的谈话：“为国捐躯是军人的生平夙愿，遗憾的是并非战死疆场，尤其是想到被中国兵折磨杀死……懵懂的孩子一边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边掰着手指计算爸爸回来的日子。”

随后，日本各地的政府官员、军人都组织起来，叫嚣着要“解决满蒙”“报仇雪恨”，日本空军甚至还在一些城市的上空投放传单，传单的标题是：“醒来吧！同胞！重视我们的国防！”传单上在中国东北地区赫然画了一面日本国旗，国旗上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战争机器高速运转起来，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做最后的部署。考虑到中国东北军有20余万人，50架飞机和许多轻重武器，并有大规模的军火工厂，而关东军只有万余人，且分布在铁路沿线，在沈阳仅有1500人等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夜间秘密突袭的方式。

秘密制定突袭计划的同时，日本方面还通过各种方式麻痹中国当局。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时，在火车上的照片。土肥原贤二一反常态，满面笑容地对记者说：“陆军意向已定，与外务省方面是否完全一致还很难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关东军此时也假惺惺地表示：“15日关东军进行了紧急集合的演习，效果很好。17日还将进行行军演习，希望中国方面不要误会。”事实上，关东军趁军事演习熟悉了地形，完成了兵力的最后调配。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左右，日军按照突袭计划，炸毁了柳条湖地区的一段铁路，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随着爆炸的声音，早已部署好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北大营等要地发动了进攻，用不宣而战的手段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侵华战争。

爆炸地点

在我们今天看来，中村事件其实并不复杂。日本现役军人深入中国领土禁区，刺探中国地理军事情报，为日本大军侵略中国作准备，是不折不扣的间谍行为。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并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处决外国间谍，是一个主权国家理所当然的自我防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洞若观火的所谓“事件”，竟被日本政府反咬一口，施展贼喊捉贼的伎俩，借机大肆鼓噪。懦弱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因为该间谍案对国防安全提高警惕，反而推诿敷衍，一味屈膝投降。甚至在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还在召开军事法庭，对他们口中的“历史罪人”关玉衡进行审讯。

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早已觊觎中国大好河山的日本军国主义并不“买账”，直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对中国长达14年的掠夺和蹂躏。

86年后回首中村事件，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时刻保持对某些境外敌对势力的严密防范，警钟长鸣、警惕长存，守护好先辈们浴血奋战换来的和平安定。